| (一) 传统中国的财政与税收
1985年我接到美国常春藤某大学副校长的一封来信，他要我帮助品评他们一位历史系副教授应否给予固定的教职。对我来讲这算作一种荣誉工作，也算是对同事们应尽的义务。因为这位副教授专长是研究传统中国的财政，而我在剑桥大学出版的一本专著《十六世纪明代的财政与税收》也是同样的范畴。最低限度她的立论和我所著书没有抵触。我准备赞成学校里给她。是否外界会说因为她支持我的意见，因此我也在捧她以作报效?而且这大学的来信，还包括一纸名单，有当今美国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18个学者，要我评判该校的副教授在学术界的成就，在他们之上，还是在他们之下?我没有看过所有人的著作，倒是对其中三五人，至少有相当的了解。可是各人所学的背景立场不同，其论点当然也有差异，如何可以品评高下?又如何我说的即能算数?
经过一段思考之后，我复信给这所大学，说明我赞成给她固定的职位，承认她学术上的成就和今后前途上的展望。她所著书引用资料之丰富，已经是有目共睹。
至于她的专长和我自己的相同，不禁使我踌躇。趁此机会我就指出大凡我们研究一个社会与政治体制，当中之因素与我们所处现局不同的话--明清社会也在这情形之内--我们势必要了解这体制的高层机构、低层机构和上下之间法制性的联系。研究财政税收确实有如此的好处。如果你涉及全貌，必对所叙之国家社会提供一个剖面。上层即涉及户部职掌、衙门部院、军费之开销，下层又必提到纳税人的土地占有情形、付税能力、乡村组织。在抽税与付税的当头，也必谈到上层掌握到下层的情形、个人之权利与义务。所以在内容的详尽和组织的严密上讲，被评议人的识见应当不在我所知道的数人之下。而她立论的可靠性，更因上述三重因素的连锁关系证实，这样子把我作评议人的责任卸下。
我所没有明讲的则是西方这几十年的风尚，重分析而不重综合，研究中国历史时只从小处着眼，往往忽略大局。我所知道的有一位在常春藤大学的专家，因为原始资料里提及"膏腴万顷"，他就根据1顷为100亩，在字面上认定某某等人在明末领有出产丰富的田地各100万亩。殊不知万历年间全国登记的土地不过7亿多亩，如果上述土地占有的情形确实的话，则只要700个这样的大地主，就把全国的耕地整个霸占。并且当日全国1100多个县，很少有一县的田地在百万亩以上。一般中等的县田地不过50万亩。更小的县和更偏僻的县，只不过二三十万亩。如果一个家室的产业，超过两个县或三个县，使全境所有的种田人都属他的佃户，则知县的遣派、巡按官的来往、抽税与组织地方自卫武力等等工作势必遇到绝大的阻障，科举考试能否执行都成疑问，而绝不可能此时官方文件全未提及，而地方的方志也缺乏类似之记载，况且在那种情形之下，地方之乡绅是否能出面编修府志县志，尚成问题。
我提出这段小故事，其目的不在攻击某个人，而是指出中国史学之危机。把"膏腴万顷"这样不负责任信口开河的文句，当作真有其事，确实可以算作肥沃的土地100万亩，不始自美国常春藤大学，而始自大陆方面1940年代及1950年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目的，旨在表彰中国有一个长远的"奴隶社会"与"封建时代"，以作阶级斗争的张本。以这样意识形态为主体所写之历史，和相反方面而以类似情调所写的历史，不提及中国历史的积极性格，下至民国，读来只有袁世凯错、孙中山错、蒋介石错、毛泽东也错，于今邓小平更错--全部是坏人做蠢事的记录。怪不得很多年轻人读来义愤填膺，动辄戴上东洋式的头巾，去游行示威了。
我们想修订历史，要让意识形态跟着历史走，不要使历史被意识形态垄断，保持最低限度的客观性。说来容易，但是如何可以担保我自己不带偏见，不被我个人的意识形态所蒙蔽?首先我们必定有这样的一段共识，中国在20世纪，曾被迫经过一段从头到尾的改造。即是大陆来的人口，在1940年代进入台湾两百万，也是历史之前所未有。各位年轻的可能没有这种经验，可是你们长一辈的大概可以告诉你们，在这大变动的过程中，我们的衣食住行无不经过一段改变。再追溯上去，到本世纪的前端，到我的父辈那一代，则不仅衣食住行，而且婚姻、家庭关系、权利义务、社会习惯都有了重要的改变。这种改变和它带来的动乱，因为时间之长，牵涉人口之众，是人类历史里最大规模的一次改变。
要分析研究这大改变的过程，因此才启发我们，使我们领悟到将来之去向，我们先要了解旧社会的沿革，及它不能适用于新时代的原因。这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我个人的经验则是由明朝的财政税收着手。此是一种最简捷而稳当的办法。在我演讲的时候，我常用一个"立"字形容。这立字的一点一横，代表高层机构，下面的一长横，代表低层机构，当中两点代表上下间法律制度之联系。刚才已经说过：提到明代财政税收，务必触及朝廷与中央政府，又下及于乡镇里甲，当中也涉及法律章程，所以构成一套完整的剖面。又因为筹饷收税，表示政府与社会实际运转的情形，不仅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因为它牵涉出来一种体系，各种因素上下相关，互相印证。再有选择性地和其他学者研究心得比较，其综合的结果，就不会和事实脱节了。
我钻进明朝财政税收这个专题里面去，并非事前计划。只因为我在密歇根大学拟做博士论文时，发现明朝的漕运，亦即是政府由大运河自南至北所运的食粮物资的情形，资料俯拾皆是，也有几套统计的数字，预想经过一番整理，一定符合美国大学校的一般要求，况且经济史又是挺时髦的部门。殊不知进去容易，出来麻烦。第一，漕运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部门，漕运总督就兼淮安、凤阳各地方的巡抚，所以他也是地方官。运去的粮食称为"漕粮"，也是江南各地方的税收，当日田赋征实，老百姓以去糠之米交纳。在运河里运粮的船夫，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各衙抽来的"运军"，所以又与兵部相关联。第二，这漕运的区处，牵涉很多专门名词，不见于字典或辞典，只能在当日文件上翻来覆去，逐渐领悟到其大意。第三，我后来写成的论文不能称为经济史，反倒可以称为财政史，因为明朝的财政和清朝的财政，实行起来不符合现代社会的经济原则。举一个例：大运河里面的粮船，共有11000多艘，每船有运军10人，所以约有12万名官兵参与运粮的工作。他们要经过无数的水闸，一到北方又常遇到河水冰冻，有时来去一趟要10个月的时间。漕粮每年四百万石，我们也弄不清楚运费多少，有人曾估计要花18石的脚费运米1石。其目的不是现下所谓经济，而是政府保持自己的自给自足，故意将北京的物价降低，而使政府官员及家属配得食米。并且所谓统计之中，也有很多前哈佛教授杨联陞先生所说的"假数字"。我当初想制图表，把这些数字以曲线勾画出来，后来看来不只是行不通，也无从作科学化的结论。
我希望各位不要问及我的论文，虽说被学校通过，但不是我自己可以感到非常愉快的作品。倒是在做论文期间，逐渐看到明朝财政与税收的多方面，深想再花点功夫，作进一步的研究。料不到再涉足进去，就是7年!当时（台湾）中央研究院翻印《明实录》，我也买了一套，教书之外，每两星期看一册并摘写笔记，一共133册，也花了两年半的时间读完。《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稿成之后，又与支持此书的哈佛大学发生争执。我已在《地北天南叙古今》里有一篇文字叙述，现在不再重叙。幸亏费正清先生不以为忤，他之遗著《中国新历史》(China:
A New History)里仍旧称《财政与税收》很结实(solid)，是基本的研究(a basic study)。
这书在1974年年底出版，按照大学出版社对付学术著作的一般办法，只印1200册，卖完即不再版。台湾已经出现一种翻印版。大陆方面有两所大学和台湾一所大学的同事曾商量出中译本，可是迄今未有音信，我猜想都没有按计划完成。
1974年到今天已近20年，现在我自己检讨起来，我尚没有发觉书中有何主要的错误，需要更正的地方。没有料到的，则是海峡两岸及世界局势变化之大。早知如此，我一定会更把书中的资料，切实与今日之局面连贯起来，把前因后果的关系说得更清楚、更剀切。譬如说《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最后一段提及中国近代的经济问题，主要的不能从农业体系里生产剩余，去投资其他方面，出于财政税收体制的影响;明朝的财政系统被清朝大体袭用，它之缺乏积极性格，并不是在历史上不重要。这种说法就太轻松，没有斩钉截铁说明:明清社会由这财政系统所支配，缺乏局部改革之可能，一改就全部都要更改。所以我们祖孙数代，从衣食住行到权利义务，一变就整个要变，等于重写大"立"字，已是由来有素，最低限度有500年的沿革了。
我感谢东海大学的邀请，既然远道来此机会难得，也不愿意只在讲堂上念自己的书，倒想借这机会，把自己当日暗中摸索摘要，与今日局势有关之处发挥。这样比较更有实用的价值。在这里我也附带说及，我自己得益于这段知识与现状情势有密切关系的好处。《财政与税收》一书的准备经过7年，以后我写《万历十五年》则只花了1年。因为以前之摸索，即已奠定了以后研究之基础。《万历十五年》之能侥幸在海外与国内，在台湾与大陆都畅销，主要的乃是它的内容与题材仍和我们今日遇到的问题有密切的关系，有如官僚主义的作风，既危害于明朝，也仍作祟于20世纪的中国，前后有历史的因缘。
以下是我做研究工作的扼要报告，也把书中没有讲解得透彻的地方更加增强补充：
第一点，中国的传统社会有它自己的特色，断不能称之为封建体制，更不能与欧洲的feudal system相比。封建或feudalism必着重地方分权。所以"裂土封茅"，土地可以分裂为公国与侯国，受封则爵位世袭，永远遗传，茅是社坛上的旌帜，保有独立自主的气概。这种种情形都不可能为明清社会所容许。
在封建体制之下，领主向农民的征集，赋税与地租不可区分。即在日本德川幕府时代，不称土地税，而称"年贡"，或是"本途物成"，亦即是主要耕作物的收成。有时"四公六民"，有时"五公五民"亦即是领主与种田人对分，显然地与明清的田赋有很大的区别。
明清的体制是中央集权，皇帝直接向全民抽税，省级州县级的地方官吏全由中枢委派，他们本身都没有立法的能力。
这种体制最怕中层的力量凝固。不仅地方上的贵族建立不付税的庄园不能容许，即是大地主拥有土地至1万亩以上，再不分家析产，也认为可能威胁到朝廷的安全，官僚们必千方百计地将它们拆散。这当中常引起一段误解，明朝的记录里经常提及贵族的庄田，在16世纪最著名的乃是万历皇帝，由他宠爱的郑贵妃所生的福王常洵，据说他曾接受到田地4万顷，有说2万顷，亦即是400万亩至200万亩。其实经过调查，这些地主并不集中地存在，也不在亲王各自掌握之中。有如黄河改道，冲没的土地几十年无人耕种，后来开垦之后有了一点收成。长江里的沙洲，当初无主，后来也开发为田，各地方官也在该处抽了一笔小数目的税，当初也没有报告皇帝。后来被万历皇帝发觉，他就责成把这些土地的面积归并计算，称为福王的庄田。事实上这些土地无法实际归并，亩数既不对头，也始终没有由福王王府接管。所谓庄田不过皇帝要求各省，每年由这名目之下缴纳白银四万六千两，各地巡抚也向皇帝讨价还价。及至朝代覆亡，这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在16世纪土地领有最集中的南直隶，即今日的上海、南京地区，有田地1万亩以上的未超过10余户。普通所谓大地主所领有的不过500亩至2000亩。领有每户500亩以上的户口不可能超过全境户口25%。每一县之内可能有1000户的土地在一二百亩之间，他们可以称为中等地主。其他小自耕农多得难以计算。苏州府有付税之户597019户，常州府有234355户。所以极大多数的小自耕农，每户只领有三两亩。
这种情形和民国初年的情形还相当吻合。从经济的立场上讲中国的问题，不是土地过于集中，而是分割过细。现今英国、美国私人的农场以250英亩为一般常态，每英亩当6华亩，所以一般都在1500亩以上。
第二点，中国土地税征收率过低并不是过高。因为税率低，政府的行政效率亦低。
各位看到原始资料内，有说不尽税重民贫的说法，我可以概括地说，所叙没有包括全部实情。本来税收之轻重，视人民之收入和政府企图行使职权的范围而定，没有经常不变的标准。可是以全国农作物的收成与政府的收入对比，中国明清政府所收之税至轻。即将所有附加税加入一并计算，除了极少数例外的情形，有如苏州府和松江府(当地官田的田租混入田赋一并计算)，其他各地均在各地收成10%以下。有的不及5%。南直隶有一个溧阳县其税率不及收成1%。
一般记载说是税重，乃是当时没有最低限度免税的办法，亦无法行累进税制，三两亩的小户人家，本来就衣食不周，也要和大户人家有500亩以上同等税率付税。在当时抱怨税重的大部分代表地方官，他们深怕税收不能如额征完，他们自己卸不了责任。还有技术上的困难，公文上的统计不能和实地对账，有些富户人家割去一小块土地出卖，标价低廉，但是把他全部应付之税的一大部分割让过去，以致以后的买主得田有限，被割让过来的负担为患无穷。此办法也可翻转过来，富户可以出高价收买卖方的土地，但是只承应接受应付税的一小部分，让卖主留下小块土地去承担不成比例的租税。
今日西方各国的办法，地产付税过期，应加罚款，如再拖延，由法庭强制接收标卖，这些办法在传统农村社会里也无从施行。中国衙门里的办法，是抓着欠税的老百姓打屁股。再拖欠到一个时期只能呈请豁免。这种风气一开，即有力付税的人也徘徊观望，拖着不付税，以便在豁免时沾恩。明代的资料里还提及请人代杖的办法，亦即是一堆赖税的人出少数的钱雇得乞丐，要他或他们冒充欠税人，也私通衙门里的差役，让这些人在衙门前跪打，打后所欠的钱粮仍旧拖欠，以致最后政府只好豁免。有了这种种原因，中国的土地税率无法提高。总之，这都是在科学技术尚未充分发达，交通通信种种条件不够，立即实行中央集权，由皇帝直接向全民抽税，并且抽税及于三亩、五亩小户人家的后果。
明朝的土地税共征米麦2700万石，因为有的折银，有的征实，征实的又加转运费，折银的也高低不等，高的至每石折银近于二两，低的只0.)25两，所以缺乏确切的统计。我们大略估计再加人力役折银部分，可能值银2500万两，这总数与清朝在太平天国发难之前全部土地税值银3000万两和清朝末年、20世纪初年全国土地税值银3300万两的数目大致符合。
各位要注意这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同时从地方的方志看来，各府州县的税额极少能够如数收齐，大概一年能征收到80%，已经算是了不得了。1619年辽东战役前后，明朝对付清太祖努尔哈赤，曾在各省遍增辽饷，以后又增剿饷、练饷，每次不过每亩加银三分五厘，但是到1632年全国有1/4的县，应缴不及数额之一半，尚有其他134县分文未缴，不仅增饷无着落，以前经常的田赋也无下文了。这不是中国之财富无力承担，而是财政税收水平的分配，缺乏重点，抽税及于最低贫的下户。政府的能力只能与最低的因素看齐，好像一根链条一样，最脆弱的环节首先破裂。
16世纪后期中国人口，据估计已近于1.5亿口。政府每年的收入，除了上述之2500万之外，尚有食盐公卖，每年余利200万两，其他各种商税、开矿的利润、罚款、捐输纳盐的收入种种名目加起来，也不过300余万两，无逾于400万两，所以整个加起来略近于3000万两，亦即计口数每口不过银两钱，亦即0.2两。
在同时期欧洲威尼斯人口10万人左右，只和中国一县的人数相似，政府每年的收入已突破300万金托卡(ducats)，等于36万盎司的纯金，亦即每口3.)6盎司的纯金。
0.2两白银与3.6盎司的纯金，两相比较，产生很大的差距，约略200倍至300倍间。固然威尼斯的收入不尽自赋税，政府也经商。各位也可以说：中国是一个穷国家，威尼斯是一个富国家。其实不然，中国是一个富国家，最初开始威尼斯是一个穷国家。一部叙述威城的历史，曾提到它在公元500年前后创设的经过。
他们（威尼斯之草创者）都是难民，为数4万余，在5世纪被蛮族逐出他们的故乡，在这海沼之中避难。此处土地经常移动，处于咸水的沼泽之中，难民发现无土可耕，无石可采，无铁可铸，无木材可作房舍，甚至无清水可饮。
这样威尼斯才锐意经商，它的财富是商业上的财富，不是农业上的财富，威尼斯不产金，它铸金托卡好几个世纪，所用金都从德国输入。威尼斯可算一个特殊的国家，它可算资本主义的最先进。可是中国也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它首先就把农业上的财富发展到世界各国之前，以后几百年却没有进步。
我们也可以拿它与两者之间的英国比。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后，在1692年第一次统筹抽土地税200万镑。当日它的人口不过600万口，即以每镑值纯银3盎司计，也是每口平均负担1盎司，这时候中国已入清朝的康熙年间，英国以每口计算(per
capita)它的土地税之能力，已为中国之8倍。而且今后这力量还呈直线式的上升，终至它的税收总额也超过人口百余倍的中国。
第三点，明清财政体系与中国经济之不能展开有很大的关系。
表面看来，我这种说法甚为费解。政府抽税轻，民间就应当多有剩余，多剩余即多资本，多资本即经济发达。这种想法也是财政税收系统的设计人朱元璋的想法。在14世纪他就标榜政府不要"聚敛"，不要"与民争利"，而要"藏富于民"。甚至毛泽东也受这传统思想的影响，他在1939年说及："中国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会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想法也认为经济之发展达到高峰称为资本主义者，可以由民间策动，自然而然地形成，不待政府之参与。
其实一个国家经济之发展，国家与政府消极地不加阻拦不算，还要积极地参与赞助，因为商业上的财富，着重流通，经常赊欠放债。一方面借，另一方面就投资，在这进出之间合同一定要有保障，所以民法一定要规划得详尽，个人的权利义务一定也要大家都有共识，简单明了。这些都属于法律。政府不仅要有立法权，而且要有执行的能力。从政的人员必须经过特殊的训练，首先即要在社会上和教育上养成这种习惯的风气，影响到宗教。这也是一个大整体的组织与运动，与我前面所说的"立"字相似。
虽然我不能说中国过去五百年缺乏进步，应由明太祖朱元璋以来一脉相传之财政税收体制负责(因为还有其他的因素，以下交代)，这体制却已充分表现中国传统政府不能也无意创造新法律，造成经济上的突破。
明清社会里最与基层接近，而最有实际功效之机构为县级衙门。所有之土地税，一部分商税、矿银、行政收入如赃罚、僧道度牒(出家人之执照费)、开纳事例(民间捐官、派为监生等)均由知县收集，所以除了盐税、番舶抽分、竹木抽分之外所有税收，多于全国85%，都由县级征完。
明清政府采取"结构一体"(monolithic)的方式，知县既为地方官，也是中央派来的专员，除了很少的地方有极少的例外，一般县境之内就没有代表上级的分局和分处。知县虽为文官，守土有责，在有事故时应当与县城共存亡。他既为行政官，也是司法官。重要的诉讼尤其是刑事，他必须亲自听审。
一般情形之下他有一个县丞，也就是副县长，一个主簿，我们也可视之为秘书长，还有一个典史主牢狱，一个县儒学教谕和现代的党代表与政治指导员接近。只有这些人在文官系统里有地位。其余的官，大县可能有半打左右，小县减半，称为"未入流"，有同军中的准尉，不能与一般官僚同样地提调升迁。再下层则是吏，亦即是书算手，虽为地方性职业性的低级干部，待遇菲薄，有些尚且无薪，只靠非正常的收入生活。大县可能多至二三十人，小县可能10余人。只有这批人手，又缺乏银行与汇兑处，如何能够处理几万纳税的税户，一般的县份都为数几万，大的县多至10万以上。况且当日的风气又重仪礼、重文字，各官员在繁文缛节之余，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如何能注意到乡村里的纳税人?
其答案则是使用威权。上海县在1584年即将全县划为56个区，一区就指派一个"总催"，下辖十余个村庄。这总催每隔十日必须到县衙门报到一次，将他经管的钱粮和书算手对数。如果有不如额的地方这总催就要挨打，打罢，他的责任没有卸下，他还是要催。我们也可以想像这些人只要可能时，在乡村里作威作福的态度了，上海的土地税，一部分属于漕粮，而且属于"白粮"，亦即赍送到北京供宫廷里食用或国家祭祀之用。于是在这些派粮的区里，又各派一个"收兑"。他的任务要责成粮户，将白米运送到指定的河滨，和运军交纳完毕才能算数。白粮一到船上，就成了运军的责任。我们从很多文件上看到，粮船遇到风暴漂没，运军有负责赔偿的记载。有时追究责任及于总旗、小旗，亦即下至连长、排长，有些文件还提及运粮的军官负不起责任卖男鬻女，甚至削发为僧。
这种体制威权总是由上至下，所有各阶层都要规避责任，所以最怕变态，因为一改则全部都要改。我们也看到有些文件上提到土地变形，以前记载在文书上的土地被水冲去，可是应缴纳的钱粮无从注销，即使以前应纳粮的人不在，邻居乡里也要集体负责。
1580年张居正以万历皇帝的教师的地位秉政，用年轻的皇帝的名义实施全国丈量，把所有的土地重新清算一次，准备与民更始。可是张自己在1582年死去，于是文官集团里发生一次"翻案"的运动，以前称张居正为能臣的人都被排斥，以前和他作对的都算好人。凡是丈量清出土地的人都被称"掊克"，亦即是以少报多欺负老百姓邀功。群情如是，万历皇帝也只好发下诏书，将这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所主持丈量的成果推翻，以后到清朝康熙皇帝想实施全国丈量也没有成功。明朝土地之底账一直用到民国时代，有中外书刊证明。这样也可以窥见中国改制的困难了。
第四点，我们将这体制与外界比较的话，不要只抓着一人一时一事指摘，而注意其整个系统之全貌。
上面已经讲过，一个社会真正的转折点在法律(这法律也要在社会上行得通才能算数，民国初年政府颁布的法律与社会脱节仍是具文)。根据西方改革的经验，最产生效用的首先是遗产法与破产法。我如果投资与人经商，我要知道合伙人去世之后他的资产如何处理。如果我先去世，我也要知道我的钱财如何留给后人。并且投资即有风险，我也急于知道自己冒险之程度，和对方遇到损失时准备认账的程度。在农业社会里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只有短线的来往，以上各节也视私人关系和私人节操而定。在新型的商业社会，人与人之关系成为多元。我买了王安公司的股票，不能因王安先生去世，这股票就作废，就算公司亏本，股东也仍有权利义务之保障，因之凡事都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再进一步，一个人开的公司大了，务必委派旁人管理，因之所有权与经理权分离。如果经理监守自盗，以前在农业社会里系属私事，在商业社会里关系很多人的利害，也要秉公处理。更扩而充之，如果做广告宣传以蒙蔽欺骗，医药诊断之不当贻害病人，这些做广告的人、开药方的人、经营药坊的人如何负责，都要由司法机关判断。我这里所讲的情形都属于信用。而信用之展开，必须有法律在后保障支持。总之社会愈进化，社会上分工合作的程度增高，需用法律之处亦愈多，政府之干预亦愈繁。
一个似非而是(paradoxical)的现象：一个现代化的政府抽税多，组织庞大，对人民的生活干预深，而人民不以为苦(最近这情形也有改变，可是与我刻下所讲的题材限于农业社会与商业社会间之比较的不同)。明清帝国之政权表面看来，抽税轻，政府人员少(虽说编制之外有半官方身分的人很多)。业务简单而人民反蹙额地怕衙门。
主要的原因，乃是现代西方的政府带服务性质，不仅以上各节有关法律可以算作一种服务，而且交通、通信、保险各种事业政府不是在后实际主持，就是在监督辅助。这在明清政权，也都谈不到。它的职责纯在管教。
在运河里运粮的情形已如上述，责任所在及于运军的连长、排长，当然政府在后勤业务缺乏组织。各位也知道明朝有所谓"粮长制度"。这也就是政府不注重后勤，而将责任托诿到纳税人。凡是各地方土地税内有粮1万石的区域，由政府指派粮长一人，以当地殷实大户充之。他有组织运粮队、在地方上抽派运夫、征集损耗的附加、选定路程、督运食粮赴远处仓庾交纳的任务，凡属于路途上的治安、医药、卫生、损耗的防范，都是他的责任。不到指定的地点照数完缴，他的责任无可交卸，遇有损耗也由他出资赔补。即使16世纪之后纳税用银，此种组织之体系并未变更。一县要交纳银物到一二十个被供应的机关，每一机关又接受十来个州县的供应，是为常态，因之全国盖满了许多此来彼往短距离的补给路线。凡银行业务、汇兑业务都无从展开，这种办法继续到清朝。自洪武至宣统凡543年，明清两朝始终未设立一个中央银库。不仅鸦片战争时扬威将军奕经的战费，以这样的姿态由各处零星抽来，即甲午中日战争前李鸿章的北洋舰队也赖各省津贴。明清帝国之中层缺乏带整体性的出纳机构与后勤能力，是其特色。
从我们今日之眼光看来，明朝有很多资源在其掌握。若合理地利用，尽能解决其财政问题，有如初期之纸币及以后之盐税。但明代君臣只重威权，不顾商业信用，使其有利之因素无从发挥功效。
大明宝钞在永乐年间(1403-1424)即已贬值到无可挽回的程度，加以明朝又疏于铸铜钱，据估计全朝代所铸不会超过800万贯，北宋可以在两年之内铸出明朝276年所铸数。明朝后期被迫使用碎银，这是对人民及本身极不利的办法，各位试设想若是今日大家要用金子买汽油和面包，市场是何局面?
以后明朝军队与清军作战，也吃了货币的大亏。16世纪末年和17世纪初年，中国每年由南方自赋税内运北方银400余万两至500万两，散及军民手中之后，北方即用此银两购买南方之出产，主要的是棉花、布匹、绸缎与瓷器，大概几个月内，已使货币回笼。和清军作战，每年要用银2000万两，缺乏这种平衡的办法，将货币大量输至平日不用银的地方，只有使通货膨胀物价高昂。
现在再说盐税，对明朝讲这是食盐专卖的利润。整个法制订在朝代初期，依照宋朝的办法，叫做"开中"。凡是出盐的地方整个区域划为盐场，用河流和运河与一般民众隔离。河东区域有一座盐湖，横宽大概不逾5里，倒有50里的纵长，里面的水含盐的成分达到饱和点，一到适当的季节，盐花可以用网捞出，于是政府围着这盐湖筑造一道砖墙，长达百余里，高13尺，以后增高到21尺。沿湖都有兵士把守。
在其他产盐的区域，在盐场的户口称为"灶户"，他们无一般当兵纳税的义务，但是每一个"丁"要向政府缴纳定量之盐。一般为每年3200斤，由政府酬报米6石。这盐不卖与一般市面，而由政府招致商人，由商人先向边区交通不便的地方，对边防军供给粮草，边防军给予收据叫做"仓钞"。商人凭仓钞至出盐之处领盐。
行盐的执照叫做"引"，这执照的印刷完全操在南京户部。商人支盐并不是随到随领，而是要等候到一定的数目成批地领。政府发引的时候又注明每引的行销地区。所以不至于商人先来后到之间产生盐价高低，也不至于交通方便之处有盐其他地方缺盐。整个的设计依照一个master
plan。可是这样一来，食盐之行销受着中央管制的羁绊。边防库、户部、管制盐场的行政官都各有固定的预算。商人忙碌奔波在三者之间，至少也要两三年才完成一笔生意，有时到8年、9年、10年。更因以后政府又在程序上加入细节，使有些商人候盐候至30年之久。政府还不自责或赔偿损失，尚且发出通告，以后候盐只有原纳粮人之子孙才算合法，没有再嫁之寡妻也可以算数，至于妾或者叔伯侄子等近亲一律不许。
变更程序的办法首先就订出"存积盐"与"常股盐"的区别。其逻辑则是国家有非常的景况不能预料，食盐的收入为国家的根本，"让我们抽出一部分作为储备吧"！可是刚一立法，存积盐也拿出来卖，因为所谓存积无拖欠，所以受欢迎，一时畅销。可是常股盐只有原额80%，以前纳粮候盐的盐商候得更久了。1449年明军在土木堡和蒙古人作战失败，皇帝被俘虏，军队需要补给的情形愈严重，于是将存积与常股的比例从20%至80%，提升到60%至40%。此亦即是政府赖债，违背合同，不付利息。日子一久，存积盐的拖欠也和常股盐一般无二。
盐价高则私盐盛行。原来的灶户要不是逃亡，就是少报人口，片面地制盐私贩。总之就是政府失去控制，收入短缺，无储存之盐对付应支盐的商人。补救的办法乃是所谓"工本盐"。理论上各盐丁额外加工，在缴纳政府的数量外另外煎制之数，要商人除了缴纳边防军粮草之外，再多出工本向灶丁购买，其实各灶丁所缴已远低于初年3200斤之数。这样的安排，无非是将他们所制私盐公卖，政府也仍从中取利。到了这种程度，政府本来可以干脆地承认自己无力专利于制造，以后只在食盐上抽货物税(excis)。可是这样违反了整个官僚机构的行政逻辑，同时食盐专卖既牵涉边防军与户部，也影响他们的账目与预算，所以宁可拖欠，没有人能负下改制的责任。
我们这里提到的商品只有一种，即是食盐。可是因为经理管制的原因，起先分为三四种，后来分为8、9、10种。再举一例，16世纪后期，有些地方得不到盐，于是要加速食盐的运销，以前食盐堆积于各产盐区的批验所，要成批放行的办法仍是不改。可是另外抽出一批盐，只在船上抽验放行，称"河盐"，以与囤集在码头上的"堆盐"区别。用不着说，河盐有利，给堆盐很大的竞争压力。一种商品既为日需品，又分作两类以上，必有优劣之分。其竞争的结果，并不是优势部分将价格降低，而是一齐将价格增高。凡是运输粮草到边区的成本、候盐期间的利息、贿赂官僚的费用等等，都要加在零售的价格之上，即使私盐，它也不可能将官盐的价格降低，而是随着一齐上升。到情况最不好的时候，食盐成为奢侈品，一般人民淡食。
本来食盐专利是工业革命之前的利薮，也为其他国家如法国采用。只是因为明朝全部以官僚主义的精神把持，害多利少。有时弄得产盐之处食盐堆积，原来已付费的商人筹不出额外需索的费用，各处待配盐的地方又缺货，资金冻结，食盐损耗，只有最少数的投机商人和不肖官僚发了一批横财，政府与正当商人一齐与老百姓受罪。此种情形终明季未止。
还有一个例子，更表示明代政府其本身之目的在管教，而不在服务。
官僚管制大批民众的办法，乃是"集体责任"(group responsibilit)。如果子弟犯法，找到家长负责；村民不受约束，由里长、甲长负责；纳税人欠税，由"总催"负责；好在大家都在农村里，一般情形之下无法远走高飞，即使商人也可以责成他们互相保证。唯独对于开矿的矿工，缺乏适当的办法对付。他们一般从各处招募而来，即无从打听个人底细。当日开矿又是投机生意，本来矿主的资本就不够，一到开采不利，又无遣散员工各还本籍的办法。矿工人数又多，失业之后缺乏救济，一般落草为匪。他们开矿之后学得打铁，也有了制造简单兵器的本领。16世纪有好几次的匪患，由开矿而发生。1559年嘉靖帝需要修建宫殿，让全国人民开矿得银民六官四，可是引起浙江、江西间大规模的匪患。1566年"矿匪"攻下了南直隶的婺源县。事平之后，政府在1568年将三省交界处的矿区划为禁区。所有矿洞一律封闭，重要的道路上勒石，不许闲人进入，原来在矿区的民间也一律强迫迁出，因此受损失的田赋，则由附近各县附加抵补。官方尚印行一种书籍，称为《三省矿防图说》，里面讲到各条道路及应防备的地方。一部地理上的书籍不提倡开矿而反对开矿，看来也算独树一帜，只代表中国官僚主义之特色。
这样看来，明朝政府的收入，得自工商业的方面极少，也不足为奇了。我作《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时，估计土地税并附加约为银2500万两，盐税约为200万两，其实盐税里尚有一部得出"荡价"。"荡"原来是水浸低湿之地，当中产芦草，可作煎盐的燃料，后来被有些灶户开垦为田。政府也向他们征一部分的税，而不并在一般土地税内计算，而抵补食盐专卖的短缺。这两项就已注入全国收入之绝大部分，近乎90%了。其他所有的收入，共计30种项目，总共所入即从宽估计，也不可能超过400万两，只有378万左右。而且当中最大的项目，尚是我们所谓行政收入。例如捐官(即"开纳事例")，每年可到40万，而全国开矿的矿银，即在最丰裕的一年，也不过15万。
所以我一看到时人写历史，谈到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膏腴万顷，土地集中，各王子也建庄园，是谓封建时代。后来松江华亭上海纺织业发达，又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就希望这些人能够花一天半天的时间，稍为浏览明朝的财政史。再说一遍：资本主义要金融经济、商品经济趋于成熟，信用广泛地展开，支持现代经济的技术因素如信用状(letter
of credi)、汇票(bill of exchang)、提货单(bill of ladin)、复式簿记都已通行，而且保障这些因素的法制都已在位，才够谈得上。明朝与清朝，不仅货币还没有组织得上头绪，而且法律上还没有彻底支持个人私人财产权利这一观念，一般人也还认为"集体责任"是好办法，不仅银行业和保险业还没有开头，连最基本的交通通信条件尚不具备。在这情形下如何能谈得上资本主义，尤其我们以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的话?
我们无意在这种主义与那种主义上咬文嚼字。可是以上的误解蒙蔽事实。明清时代有少数的人在特殊环境里成为巨富。长江下游所产棉布称为"南京货"(nankeen)尚在工业革命之前输入欧美，保持夕阳前的质量优势，但是这些条件不是具备中国现代化的条件。财富缺乏法制上的保障，又无品位相同的公司做生意，将批发与零售结构为一体，势难持久。在这背景上我们尚可看到剩余的资本无法适当地投资，只能将金银制成器皿，或者埋藏于地下，再不然即开当铺，而也不是用于生产。16世纪中国有当铺2万家，即19世纪仍有7000家，即是信用不发达的证明。
于是经济无力多元化，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也一直维持到本世纪，80%的人口，也还是以此为生。农地分割破碎，技术落后，农民借债只及于远亲近邻，他们唯一出头的办法即是进学中举，要不然就是增加户内的人力，于是引起人口数目直线式的上升。总而言之，中国近世纪的种种困难，在明清之际都已存在。只因尚未开垦的土地仍在，这经济体系仍能在数量上扩充，而且因科举考试及其他原因而产生的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使这种体制仍能继续。
第五点，虽然有了以上的指摘，我们不能以为我们一生的不幸，应由这种财政体制负责。
中国人重褒贬，写历史时动辄把笔下之人讲解成为至善与极恶。这样容易把写历史当作一种抒情的工具，于是最近几十年尤其在大陆，产生一种骂历史、骂祖先甚至骂地理的读物。我知道这种弱点很难避免，即我自己亦然。可是这样情绪激动之后，把当初寻觅因果关系的初衷整个忘记。凡是一件事情的发生，必有它的前因后果。我们只能说历史为何如是之展开，无法坚持历史应该如是展开才合情理。尤其今日我们提倡放宽历史的视界，我们务必采取中国法家所说"天地不为尧舜而存，也不因桀纣而亡"的客观态度。归结起来，我说明研究中国近代史从财政税收可以打开出路，但是这是起点，不是终点。我不能因为自己写了一本财政税收的书，因此也鼓励大家都写书讲述明代的财政税收，那样就辜负了自己写书的目的，也就辜负了东海大学要我来和各位讨论的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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