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她，我早死掉了”
王蒙太太方蕤出版的《我的先生王蒙》，从50余年的过往旧事着手，诙谐幽默的文字回顾了两人数十年来同甘共苦的生活细节，纪录了王蒙生活中不为人知的点滴趣事，为读者提供了另一个认识王蒙的角度。
在方蕤笔下，王蒙既是个冷静、理智、生硬的“教条主义”者，也是个傻乎乎的“生活低能儿”。
方蕤说：“对于我来说，王蒙永远是一个需要照顾和宽容得一塌糊涂的呆子。连他过马路的姿式我都觉得拙笨万分，几乎是瞪着眼向急驶而来的车辆走去……”方蕤又说：“他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时常衣帽不整齐，往往是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而且不知问题发生在哪里。每每他在临出家门时，我都要提醒他拔出别在鞋里的裤角，我若是少说一句话，他就这样参加活动去了。”
对于王蒙的“教条主义”，方蕤有许多生动有趣的例子：“天气预报如果说没雨，那么出门时，即使天正在下雨，他也不会打雨伞；室内的温度计明明放在散热器附近，表内的指示度数肯定偏高，即使室内再凉，他也不觉得。一次冬天在外地住旅馆，他调了一阵空调后，立即说温度升高了，我说感觉反而凉了，最初他不相信，经过检查，原来换进来的是冷风。”
“一般妻子都觉得丈夫生活低能”
访问王蒙时，不得不问他：如何看待太太方蕤对他的“评价”？
王蒙四两拨千斤的说：“《我的先生王蒙》这本书受到意想不到的欢迎，但如何写这个书是她的事情，她有权写她心目中的王某人。一般的妻子都觉得丈夫（生活上）低能，正像一般的男子都觉得妻子需要保护。这不足为奇。”
在王蒙眼里，太太方蕤又是一位怎样的太太？王蒙言简意赅的对太太的贴心与能干做了如此概括：“没有她，我早死掉了。”
说到出版此书的动机，王蒙太太方蕤说：“往事有值得回忆和珍惜的地方。又受到一些老友的怂恿。”
面对摄影机，仍是一样的笑容。
王蒙谈《青狐》
与真正写性作品相比 我其实没写什么
从事写作50年的王蒙，前后出版了七部长篇小说，长篇力作《青狐》却第一次以女性卢倩姑作为小说主人翁。
卢倩姑结过两次婚，其中一个丈夫急病猝死，另一个遇车祸身亡。卢倩姑向往爱情，努力追求而不得。一次偶然的灵感，她将自己的不幸写成小说，小说发表后，卢倩姑一夜成名，由于她的笔名“青姑”被一位权威评论家杨巨艇叫成了“青狐”，她将错就错，索性叫了“青狐”。
此后，青狐爱上了杨巨艇，而杨巨艇对青狐的感情完全没有感觉。青狐发奋写作，成了文坛红人，但个人生活仍旧是一塌糊涂。
“青狐”没有固定原型
由于王蒙笔下的“青狐”不但是个女人，而且是个女作家，许多读者因而感兴趣，“青狐”是否有王蒙熟悉的文坛中的人物原型？
王蒙说得干脆：“小说并没有固定的原型，却有人生的经验与阅读的经验托撑着它。男性对女性的了解与兴趣不一定逊于女性，也许男性解释女性有自己的角度和特色。我从来都是男女都写的，青狐本人的性格与历史角色，个人命运，更能激起我的，我想也是读者的关切吧。”
《青狐》里头一些和性有关的叙述和描写，被中国读者认为是王蒙创作中具有“突破”性的一部，出版时颇引起一阵哗然。那么，对王蒙本人而言，《青狐》是不是一个创作上的突破？
但王蒙不以为然的说：“与真正写性的作品相比，我其实是没有写什么，只是写人与历史同样也避不开性，春秋战国的故事里，不也有西施之类的女性角色吗？可惜，过去没有把她们当作重要人物描写，这是由于不把女性当人的关系。那些说法或者是将计就计，或者是以讹传讹，但又不是空穴来风。《青狐》的内容仍然是历史与人，政治与人，文学与人，假相与真相……”
《青狐》及去年出版的《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对王蒙来说否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
王蒙坦承对《青狐》“寄以希望”，他说：“新作更容易使自己敝帚自珍，而且，我指望的是新作中有新意，有进步，尽自己的力量。”
王蒙谈政治与文学
主业是文学少时想做职业革命家
王蒙为中国文化界高级官员，一度官拜文化部长,目前仍然是中国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不论中外，王蒙都是少见的，曾经当过文化部长的作家，文学与政治，两者间哪一个对王蒙更为重要？或更有成就感？“官职”对王蒙的创作有没有起着什么影响?
王蒙说：“我的主业是文学，但是我的经历的特点在于，我从十岁就与地下党建立了固定的联系，从14岁就成为中共党员，我的少年时代一直向往于做一个职业革命家。”
来不及做其他种文人
王蒙也幽默的说：“我从幼小就积极入世，并从社会生活中得到许多灵感。我也很喜欢遗老遗少型、书斋芝兰型、酒仙情种型或者飘然自得型……的文人，但是我已经来不及做那种文人了。”
由于“身份”的关系，王蒙的社会活动当然也不少，这些活动是否会影响创作？或是对创作反而有所帮助?王蒙说：“有影响的时候，也有帮助的时候。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种说法有时候有点让清高的人觉得讨厌，但又是事实。”
虽然年近七十岁，但王蒙的写作激情与年轻一辈相较不遑多让，问王蒙如何保持创作热情至今？
王蒙说来云淡风轻：“可能是因为我经历了太多的浮沉荣辱，冷暖炎凉，我又曾经沉默了那么久。而现在赶上了能写的好时候，并侥幸尚有体力和脑力写作的关系吧。感谢一切了。”
王蒙在1956年因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被划为右派，1963年起赴新疆生活、工作了16年，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王蒙所指“曾经沉默了那么久”是指反右派斗争以后他那段的长达二十多年的搁笔。
(联合早报 张曦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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