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创作风格还是个人性情，借用阎连科的一部代表作《坚硬如水》的书名，阎连科是一位“坚硬如水”的人，惟其坚硬，故也坚持；惟其如水，故也圆融。他憨厚的笑容下，时而隐藏、时而绽放着自己的坚持。

　　言谈中，阎连科对时下文坛有着自己“坚硬”的看法。他认为，大家都在写作，但不管怎么样写，都不能失去文学的风骨，尤其是长篇小说，必须充满了疼痛的感觉，否则，文学就会失去其全部意义。而现在，整个文学界，充满疼痛的东西非常少，大家都在轻松地玩闹，究竟有多少人去真正关注我们这个民族精神、心灵的东西？究竟谁真正把我们的骨血与土地联系在一起？仅以此论，贾平凹的写作是值得尊敬的，哪怕仅仅因为他对土地、对老百姓的态度。

　　“一个作家必须非常鲜明地保持自己的个性”，阎连科说，“这才是最关键的。一个成熟的作家在写作时，非常希望能建立自己的一个文学世界，它只属于你，而不属于别人，这样，一个世界就可以和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相对应甚至对抗。”

　　提及在写作上遭遇的困惑，阎连科感从中来。早在十年前，他就出过一套五卷本的文集，但也就是从那时起，阎连科陷入了长时期的困惑。“那次出文集对我是一个警醒，整理到最后，我发现，三四十个中短篇也就是讲了三四个故事，大多是垃圾，我心里隐约知道再这样写不行了。”

　　平心而论，至少《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这3部长篇小说是比较厚重的，但阎连科认为“这三部也有一定的思想、精神上的重复，这远远要比故事的重复更可怕，中国当代作家都面临着思想的重复，思想不往前面走，往往停留在上部作品里，这个也是我目前最大的困惑，真不是短短几年内能解决掉的。因为自己的文学观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再要改真是伤筋动骨。有人说我是最另类的明星，我希望能永远另类下去。如果有一天，我的小说出现一片叫好之声，我觉得，那不是我的作品了，我的作品要在争议中永远生存下去、流传下去。”

　　写小说最初就是“想逃离土地”

　　“谁也想不到，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人是张抗抗。”阎连科说。1979年，张抗抗写了个关于“斗地主”的长篇小说《分界线》，因为这部小说，出版社叫她去哈尔滨改稿子，小说出版后，出版社就把她留在哈尔滨工作了。阎连科分外感慨地说：“我突然发现，原来写小说可以离开土地，唉呀，当时那个刺激太大了。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琢磨写小说，就像后来你们陕西作家路遥在《人生》里写的那个高加林一样，千方百计想逃离土地。”

　　阎连科到部队后，因为字写得好，就被派出去办黑板报，他常常也编一些“革命顺口溜”。新兵连有个指导员喜欢古诗词，看了几期阎连科出的黑板报后，就把他调到营部搞新闻。从此，阎连科开始玩命地写字、发文章，要“以写作改变命运”。“当时为了立功，我想尽了办法，发现厕所的灯泡闪了没人换，我写了篇《军营厕所的电灯怎么都不亮？》的读者来信，报纸也登了，正好凑够五次给记了三等功。”

　　但日光流年，一天天过去了。因为不能提干，阎连科就打算回家。那年，他所在的部队有个独幕话剧拿了全军第一，人才难得，当时一位领导大笔一挥，批了20个提干指标，而作为那个话剧编剧之一的阎连科都已登上回老家的火车，团里的干部坐着北京吉普车追，在即将开动的火车上见到了阎连科……而阎连科的命运也就此出现了转折。

　　从小在河南农村长大、有近30年军营生活的阎连科，生命之钟始终摆动于农村与军营之间，而阅世之久，也使阎连科逐渐形成了自己对世界、对人生、对中国社会与历史的看法，他的作品也因此更个性化，更加沉重、深刻。“离开乡土我是无法写小说的，我对土地的认识和关注，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我把自己彻底写垮了

　　阎连科生于农村，创作之路又从军营开始，这样的作家，对重大的现实题材总是高度敏感，兴趣盎然。比如，艾滋病，其中所饱含的死亡、苦难、无奈，甚至荒诞与隐喻，不仅与他对中国农民的理解和批判精神相合，也有极大的文学开拓空间。

　　“写完这部作品（《丁庄梦》）后，我几乎是彻底崩溃，茫然失措，我感到了写作的无力。”阎连科说。去年8月底的一天，《丁庄梦》初稿完成，没吃中午饭的他，一个人从家里出来，沿着北京十三号线轻轨边上的人行道一直走，走到了一片空无人烟的荒野，坐在那儿独自发呆，薄暮时分，他才怅然若失地回到家里。

　　为了写出这部国内首部艾滋病题材的长篇小说，阎连科说自己从1994年起就接触到了这个选题，还专门拜访过“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并深受震撼。“我永远忘不了老太太讲的一个细节，他们到卖血的那个村后，遇见血头在地头买血，有人卖完血后头晕，血头就把那人两腿倒提起来，摇上几下。听完这个细节，我半天说不出话来。”

　　阎连科还曾与朋友一起钻进一个村庄，不做任何采访，不拍任何照片，朋友以医学教授的身份出现，阎连科则“扮演”他的助手，去过七八趟后，村里人始终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进村后，村民讲就听，不讲坚决不问，后来，我们还促成了有关部门对这个非重点村的普查。”阎连科言下不胜唏嘘。

　　“相信每个故事都有一个最匹配的叙述方式、一种最匹配的语言，我必须找到。”阎连科称他的人生曾出现过灾难性的窘境，但都挺过来了。十余年来，他始终关注着人类生存的境况。“因为《丁庄梦》，我把自己彻底写垮掉了，我现在需要一种静心的创作状态，我已经答应了一家影视公司，把路遥的《人生》改编成电视剧，纯粹是想换一种写作方式，把自己从这种状态里解放出来，写作本身就应该像咱们抽烟、喝酒、喝茶一样自然流畅。”

　　现在不知“为什么而写作”

　　“我现在是非常痛苦的一种状态，非常受活的一种状态，”阎连科如此说。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要把写作看得非常重要，它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已经干到这一行，你必须意识到做别的已经做不好了，必须这么一天一天做下去，这个工作非常慢，也非常细，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我在北京安家了，孩子也大了，写作非常艰难的时期也已过去了，虚荣心平息了。成名成家的欲望曾经刺激了我的写作，就是一心要成功，真不是为了挣多少钱，在军艺上学时，我曾经一年发七八个中篇，但现在呢？”阎连科像是在问自己，是的，“现在为什么而写作呢？”

　　阎连科认为，文学有时不排除用非常世俗甚至庸俗的目标去激励，“为了还债和进入上流社会，巴尔扎克可以混到贵夫人中间去，这不够崇高吧？但他同样创作出了经典作品。为什么而写作呢？要挣钱，那我可以去写电视剧；要当官，我可以留在部队，因为我已经是正师级，写了多少年，我现在正在重新找文学的目的。”本报记者王锋文/图

　　直觉·能量·想像力

　　作家阎连科迄今已有500多万字的作品问世，是公认的高产作家，他有过“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的写作激情。其中被认为比较重要的作品是：《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他生于农村，创作之路从军队开始，对重大现实题材高度敏感。其独特的语言风格，集中到一点上，就是极力调动受众全部感官以产生立体效果。

　　直觉———“没有愤怒就没有文学。大家都在写作，但不管怎么样写，都不能失去文学的风骨，尤其是长篇小说，必须充满了疼痛的感觉，否则，文学就会失去其全部意义。”

　　能量———指导员看了几期阎连科出的黑板报后，就把他调到营部搞新闻。从此，阎连科开始玩命地写字、发文章，要“以写作改变命运”。

　　想像力———“我的作品不是巧克力，而是黄连。文学有时不排除用非常世俗甚至庸俗的目标去激励。为了还债和进入上流社会，巴尔扎克可以混到贵夫人中间去，这不够崇高吧？但他同样创作出了经典作品。”

　　来源：华商报 王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