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又有不少人批评余秋雨新作《借我一生》缺乏真实性。我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于余秋雨著作中显示出来的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对于人类文化走向的思考和对于人类身处现实困境的人文关怀视而不见，却对余先生著作中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死死纠缠不休，这些人的动机何在？

　　如果说余秋雨新作《借我一生》有记忆上的失误，证据是什么？批评者中颇具权威身份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者古远清教授的批评就缺乏有力证据。他认为，“《借我一生》中对父亲的遭遇不乏生动感人的描写，可一轮到他写自己在‘文革写作组’的经历时，能掩饰的就尽量掩饰，不能掩饰的就公然造假。如他说自己在‘文革十年间从未参加过任何大批判’，就是典型的谎言。”。这句所谓“批评”显然就缺乏说服力，没有证据来支持：你怎么知道余秋雨掩饰掉了一些东西？你怎么知道余秋雨文革间未参加过任何大批判是谎言？没有证据的批评，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余先生在其早期文化著作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近年来的一些文化著作如《笛声何处》等因是是非非不敢妄自评论），其文化“三部曲”《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所凸显出来的人文思考令世人注目，尤其是《文化苦旅》，借“文化散文”这一新的形式开创了对于我们的文化走向有启示性建设意见的散文之风。不幸的是，在文化建设上有重大贡献的文化散文大家余秋雨，近来却饱受人们的痛批：有批评余秋雨著作中文句不通的，有批评余秋雨著作中文化常识错误遍地的，还有人认为余秋雨一些著作中序言语气不“美”而认为余先生“沾沾自喜”的，更有人认为余秋雨应邀作为评委参加中央电视台歌手大奖赛是“文化骗子”等等，不一而足。不可否认，一些批评是对的，但问题是，对于余先生著作中所显露出来的文化思考和人文关怀这些重大问题视而不见，提不出一个有启示性的意见，而纠缠于一些记忆类细节问题，甚至抛开著作，对余先生“文化人格”进行攻击，这就是对的吗？是应有的文化批评吗？

　　一些人总是如此批评余秋雨，让我们不由得猜测，是不是出于这样几种心理：一，不平衡心理。余秋雨是文化散文大家，在学术上的成就人所共知，有些人不服气，凭什么余秋雨“牛”而我就不“牛”呢？但是自己又没有那个本事，于是只好借批评贬低余秋雨而抬高自己，达到心理平衡；二，不甘寂寞心理。有一类人，自己没有本事但又不甘寂寞，爱出风头，于是，颠三倒四甚至不惜歪曲事实，借批评名人来出名；三，看热闹心理。一些人，没有心理不平衡，也没有想出名，只是看热闹，趁机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

　　不可否认，也有一些人的批评是真诚的严肃的，希望余秋雨也能够真诚地改正错误，继续为祖国文化繁荣作贡献。这一类人不多，但也有。

　　总的说来，大致就这几种人。我希望那些心怀鬼胎、遮遮掩掩，想借所谓批出名或想平衡自己心态的人，尽快停止这种行为。漫骂攻击不是学术讨论，歪曲事实不是文艺批评。想借批评余秋雨出名或想平衡自己心态的人，如此不仅达不到个人目的，而且还会扰乱正常的文化创作和文化批评，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期望越来越多严肃认真的批评出现。

文/李红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