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余秋雨出了本新书叫《借我一生》，并用“余秋雨式”的感性称该书为“记忆文学”，以一种平坦的独白方式叙述着自己的往事，从童年到成长，从自己到家人，试图为模糊的观众解说一种真实，不紧不徐，娓娓道来，绵里藏针地，欲擒故纵地。一直以来，余秋雨都擅长这种方式。《借》书的出版再次激起了文坛久已沉寂的余秋雨热。声讨声、唏嘘声不绝于耳，甚至超出了文坛漫布到其他领域。这样的效果，也许是余秋雨能预料到的。

　　之所以说眼前的余秋雨热超出了文坛，那是因为余秋雨本身从来就是一个超出文坛的人。他对外界大众的影响源起于文坛，进而游离出文坛。他是一个走出书斋的学者，除了文化苦旅之外，他和香港和内地的几个影视明星及娱乐界人士的关系都很不错，他更多地像个文化明星。这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人守着青灯黄卷深居简出颇为不同。而这也成了他被一批守旧学者攻击的理由之一。

　　无疑，余秋雨的散文对于整个文坛尤其是散文界还是占有一定地位的。这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各大城市的地摊上，到处堆积着的盗版《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就可见一斑。有人称他开创的散文拯救了散文，也有人说他毁掉了散文。但无论怎么说，余秋雨至少传播了散文，传播了他散文里面的文化和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他的散文以独特的方式间接地培养了一大批散文爱好者，一大批文化追随者，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散文热。对提高读者阅读档次和普及文化历史知识方面，余秋雨是有相当功劳的。从一个宏观的大视野来看，他的散文在一个不是很长的年代里对塑造一批读者的文化构建和文化良知还是深有裨益的。我向来认为，作为一个文化人，他对社会，对大众的贡献不应当仅仅限定在书斋里写出好的作品或者研究出什么新的东西，传播文化使之蔚然，使之走向大众社会，同样是文化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贡献。

　　尽管在他的文章里，有几处文史知识的正确性不那么经得住推敲，但我们若是以一种对待专业学术的考证眼光来看待一种文学作品，那无疑有点苛求，而批评者仅仅从这种技术角度出发，手段多少显得有点不上档次。在他的笔下，传统变得不那么高深莫测，一些历史旧事和文化探询在他独特的视角下行云流水般的汩汩而出，很能让读者接受。人们在欣赏他丰富的文字感悟力之余，多半会憧憬自己在对待文字时，也能做到“余秋雨式”地举重若轻和闲情逸致。应该说，他的文字影响了一批人。他为写作者开辟了一种写散文的思路，也为阅读者提供了一种读散文的选择。

　　但正是这样一个写散文的，却遭到了新时期文坛几近空前的声讨。有人说他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也有人费劲心机翻出余秋雨的文革老底。这其中尤以出生成都的青年学者余杰为最。5年前，余杰的一篇《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以“文化流氓”、“文革余孽”等极有攻击力的字眼，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这些批评批判的焦点主要聚集在要求余秋雨承认自己文革期间曾充当御用文人参加上海“石一歌写作组”上，当然也有一些拙劣的批评者捕捉着余秋雨散文里的一些常识错误，鸡蛋里挑骨头。

　　我们只来分析前一种批判，因为对后一种批判，我在上面的文字里已经对这种手法表示出十分鄙夷的态度了，根本不值得分析。散文嘛，文艺作品何必那么认真，又不是历史教科书！这不仅关系到对待作品的价值取向，还牵涉到一个表现手法问题。对于文革期间的那段历史，余秋雨到底参与了什么活动，我一点也不了解，但我觉得这一点也不影响我在这里的分析。我只知道，文革期间的余秋雨，只是一个小青年而已。我们不知道余秋雨做了什么，但我们可以退一步分析，即使余秋雨真如批判者所说那样充当御用文人了，那又怎么样？在那样一个连伟人都被蛊惑的年代，很多有头有脸的人都曾经昧着良心说话，而余秋雨以一个普通的青年又岂能“独清”，就是他写点“遵命文学”，又有什么大不了的？正如编辑曾点对此事的评说那样：“文革中如果大家都那么明白，就不会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了。”个人的认知，尤其是一个尚不十分成熟的青年人的认知，是很难超越时局的。批评者这样的寻根刨底就很让人怀疑他的动机了。也许是余秋雨上电视，上媒体的次数太多了，这违背了一部分人的行为和思维惯性，他们难以理解余秋雨作为一个文化人的这种行为方式，于是就只好拿起批判的武器，讨伐人家。其实，真正的对文革的反思不在于揪出个把人的陈年旧事，因为那时都是身不由己的，而在于从群体性的疯狂入手，反思我们的一些体制弊端和思想流毒。

　　先前，余秋雨对这些针对他的檄文还是不屑一顾的，甚至高明地“把骂声当作掌声”。但他终究是一个俗人，还是站出来讲话了。最近《借》书的出版正是以一种平实的口吻“坦白”地交代了他自己的一些情况，看似自传，实际上是一种辩解。但既然已经被人打上“文化诈骗”的印记，《借》书的真实性遭到怀疑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仅从应付挑战的角度出发，余秋雨只是做了一次无用功。在《借》书里，余秋雨除了写了很多关于母亲的伟大之外，还描绘了记忆中文革时“大揭发”、“大批判”的整人模式，写了叔叔的悲惨命运，并首次集中回应了一直以来外界批判他的诸多“罪状”。在最近的一个电视节目“鲁豫有约”里，余秋雨面对陈鲁豫的采访，说了很多关于父叔辈的悲惨、哀怨和无奈。所有这些无不是向世人坦白，文革对他、对他的家庭造成了那么大的危害，他怎么可能倾向于御用呢？无论是书中还是面对鲁豫，余秋雨对自己都讲得很少，这种有意避开主题的手法，是他的另一种高明，避重就轻，像太极拳一样来个“云手”，也像他的散文一样行文流畅，潇洒飘逸。但其实余秋雨根本没义务来澄清文革中的一些真相，他只是个写散文的，而不是历史学家。对于是非文坛，不予理睬是最好的高明。

文/冻凉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