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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北大
到北大的第一天，就有消息灵通的同学对我说，郭沫若的儿子在我们班。北大是高干子女云集的学校，这没有什么。见到郭世英是在两天后，各班分组讨论系副主任的入学教育报告。那个报告郭世英并没有听，他来校时正好碰上讨论。人们挤挨着坐在寝室里，一个接一个发言。郭世英也发言了。他坐在双层床的下铺，微低着头，长发下垂，眼睛凝视着地面某处。他的声音深沉而悦耳，话音很低，有时几乎听不清，仿佛不是在发言，而是在一边思考一边自语。他说的大意是，从高三开始，他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读了许多书。哲学的宗旨是追求真理。一种理论是不是真理，必须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检验，对马克思主义也应如此。结果，从追求真理出发，他走向了怀疑一切。为此他陷入了苦恼之中，离校休学了。在休学期间，他想明白了问题之所在。马克思主义是有阶级性的，离开了阶级观点，单凭抽象思维，就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
在发言时，他的脸上始终凝集着深思的神情，他的语调诚恳而富于感染力。发言结束后，寝室里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我心中有一种深深的感动。打动我的与其说是他发言的内容，不如说是由声音、神情、说话方式造成的整个氛围。当时我并不真正理解他的话，我相信别人更是如此，在座的还没有人想到要自己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因而对他的问题和苦恼都是隔膜的。然而，正因为如此，我格外鲜明地感觉到，眼前的这个人属于一种我未尝见过的人的类型，其特征是对于思想的认真和诚实，既不愿盲从，也不愿自欺欺人。这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精神性的人。
后来通过交谈，我知道了世英的大致经历。他中学上的是北京有名的干部子女学校一零一中学，在学校里，他一直是三好学生、模范共青团员，被誉为高干子弟的表率。同级不同班有两个学生，一个是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另一个是将门之子孙经武，因为思想“反动”受批判，而世英扮演的是批判会上主将的角色。但是，到快毕业时，他开始反省自己，进而否定了自己的过去，从此与这两人有了密切来往。离开一零一中后，他进外交学院上学，因为思想问题而不能在这所政治性很强的学校继续读下去，休学一段时间，然后转学到了北大。
进入北大后，世英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精神平静时期。他在入学讨论会上的发言表明，他试图调整自己的方向，尽量与主流思想靠拢。可是，这一努力并不成功。时过不久，他的业已觉醒的思想者本能不再能忍受当时的教育环境，冲突在所难免，内心十分痛苦。从第二学期初开始，张鹤慈和孙经武经常在我们寝室的门口出现了。1963年5月，他们三人出事。世英没有上完一年级，就离开了北大。
影响了我一生的人
世英是一个离不开朋友的人，他显然喜欢我，而我又深深地被他吸引。只要他在学校里，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我们住同一寝室，早晨一同漱洗，一同上食堂。去教室上课，往返路上，他骑自行车，我就坐在后座上。我们还常常一同逃课，躲在寝室里看书或闲聊。晚上熄灯后，我们会在盥洗室里逗留一会儿，他压低嗓音向我发表各种感想。
在语文课的一篇作文里，世英写道：“我什么话都对周国平说，不知道这是因为他小，还是因为他能理解人。”世英对我的喜欢的确有怜小的因素，跟张、孙谈到我时总把我昵称作小家伙。其实，所谓“能理解人”也和小有关，因为小，不通世故，心地单纯，又敏于感受，因此在全班同学为求政治上的进步而与世英拉开距离时，我独能对他怀着同情的理解。不过，真正说来，我是崇拜世英的，这是一个少年对一个富有魅力的青年的情不自禁的崇拜。他比我大三岁，现在想来，当时也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孩子而已，但在那时的我眼里就算一个大人了。他的外表就非常帅，身高一米七八的个儿，体格匀称结实，一张轮廓分明极具个性的脸，很像一张照片中的青年马雅可夫斯基，经常穿一件中式对襟布褂，风度既朴素又与众不同。当然，更令我折服的是他的精神素质，除了思想上的真诚之外，他又是一个极善良的人，对朋友一片赤忱，热情奔放，并且富有幽默感，顽皮而善于说俏皮话。我是在最容易崇拜一个人的时候遇见他的，然而，即使在已经度过了大半生的今天，我仍然敢说，他是我今生今世遇见的最具人性魅力的一个人。
我在北大一共生活了六年，其中，上学仅两年，农村“四清”两年，“文革”又两年。在这六年中，我与世英有两段密切的交往，一是大学一年级，另一是“文革”中直到他去世。当我回顾我的北大岁月时，与世英的交往无疑是其中最难忘也最重要的篇章。我完全有理由说，我从这一交往中学到的东西，远比哲学系全部课程所教给我的更多，当然也更本质。如果没有世英，我相信我仍能凭借自己的悟性走上后来走的路，但是，因为青春期播下的种子比较单薄，这条路上的风景会逊色得多。对于我来说，在一定的意义上，郭世英就意味着我的大学时代。
与郭沫若通信
农场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八百里洞庭把我们与外界隔绝，通信几乎是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途径。我最盼望的是来自郭家的信。因为寂寞，也因为思念世英，我遏制不住地要给他们写信。
在一次给建英写信时，我抄了几首我写的诗，其中一首由李白诗句点化而来。建英回信说：“你写的信真有意思，诗写得很好。爹爹看了说，信写得有诗意，说你很有诗才，并又写给我一首李白的诗。”这首诗是：“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然后问我一个问题：“君山那样的好，为什么要铲却君山呢？”我的回答是：就像“槌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一样，“却君山”也是李白的豪言，未必要有什么目的。在下一封信中，建英揭破谜底：“你的回答好像是错了，也可能不错，好像他铲平君山是为了种稻米，把米做成酒，就‘醉杀洞庭秋’了。”后来我读到《李白与杜甫》一书，才知道郭老当时正在研究李白。在这本书中，郭老不指名地把我对上述谜语的解答和他的反驳也写了进去。同一书中还第一次发表了那首他曾经抄录给我的《水调歌头·游采石矶》。
差不多与此同时，在于立群给我的一封信上，郭老写了一小段话，署名“老兵附笔”。我是一直不敢打扰郭老的，但有了这段附笔，我就放胆给他写信了，还写了一首诗给他，题为《寄语老兵》。他很快给我回了信，写信的日期是1969年1月6日，全文如下：
“国平：你的信和写给我的诗——《寄语老兵》，我都看了。其他的诗也看了。
“我这个老兵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我在看世英留下来的日记，刚才看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后大书特书的两句：‘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颗嫩苗从土壤里拔起了的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了解的。
“希望你在真正的道路上，全心全意地迈步前进。在泥巴中扎根越深越好，扎穿地球扎到老！
“不多写了，再说一遍：非常羡慕你！”
当时读到这些话，我虽然也从中读出了一种悲凉，但更多地是把它们理解为对我的鼓励。直到《李白与杜甫》出版，我仔细琢磨了这本书的内涵，才觉得比较懂得郭老给我写那些话时的真实心境了。《李白与杜甫》初版于1971年，其开始写作应在1968年。正是在连丧二子之后，心中有无法表达的痛苦，也有不能直言的愤懑，需要寻找一个话题说出来，他找到了与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这本书中，郭老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对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姑且不论这种解释是否牵强，或者说，正因为有些牵强，我们岂不更可以把它看做是作者自己的一种觉醒和总结？他自己对这种政治虽然完全厌恶了，但身陷其中，已经不可能摆脱，事实上也不会允许他摆脱，只好“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安静的日子
和敏子离婚后，第二年，我住到了雨儿家里。结婚一年后，雨儿怀孕，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却患有先天的绝症。这一段经历，我已写在《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中。妞妞走后，我们都陷在丧女的悲痛中，家里的空气异常沉郁。我还可以通过写作来分离自我，转移痛苦，雨儿完全没有宣泄的途径。她原是一个活泼好动的人，我怕她闷坏了，便劝她出去找朋友玩，也不妨找异性朋友玩，只要玩得愉快，能帮助她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就行。雨儿本来就不是一个自溺于痛苦的人，在我的鼓励下也就频频外出了。我有点落寞，但不怪她，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正在写妞妞，想起雨儿在那些日子里受了这么大的悲苦，现在她能玩得高兴，我反倒感到了一种安慰。后来，我发现她真有了出格的迹象，尽管在理论上早已想通，一旦面对事实，我还是十分难受。可是，我仍然劝说自己宽容大度，向自己列举了一系列有力的理由。
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中，命运之神把红送到了我面前。一个柔柔亮亮的声音在电话里说，受某报的委托，想对我做一个采访。我答应了，因为她是我们所的研究生，算得上是我的师妹，何况她的声音真好听。见到她，我吃了一惊，一个女博士生，竟这么年轻，像个还在读本科的漂亮女生。她开始采访，我认真不起来，同她开着玩笑，使得她常常忘记要采访的问题，一再去看准备好的小纸条，却总是看不明白，不停地笑，笑得真可爱。她的采访是无可挽救地失败了，取而代之的是约会，然后是恋爱……
1997年10月，在婚礼上，主持人问红看上了我什么，红讲了两个月前她驾车出的一次车祸，我们两人险些丧生，但我丝毫没有怪她，却说了一句箴言：“小事可以互相责备，大事必须同心协力。”事后，红一再对人说：这样的人嫁得。又对我说：你这么宽容，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出事一样。她真傻，实际上就是没出什么事。不过，这有惊无险的一幕倒也让我们真正生死与共了一番，成了我们平静生活的浪漫序曲。
在妞妞离去五年后，我又做了父亲。我感谢上苍把啾啾赐给我，使我的全部父爱在这尘世间有了着落。我真切感到，一切新生命都来自同一个神圣的源泉，是同一神力的显示。此时此刻，啾啾就是我的唯一的孩子，就是世界上的一切孩子，就像那时候妞妞是唯一的和一切的孩子一样。
世英(左)和我在郭宅回廊合影，他的妹妹平英对此照评价说：“两个思想家。”
我的女儿曾经十分疑惑，照片中这个胖胖的小孩怎么会是爸爸？
只因那一句箴言，她成了我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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